只有綠茶跟安妮

我進女校的第一年，首度離開父母身邊時，父親不到三天就會寄一封信來。第一次看到身為保險公司分公司經理的父親，慎重其事用毛筆一筆一畫寫著「 向田邦子小姐收」的信封時，我十分驚訝。父親寫信給女兒，寫著「某某小姐收」是很正常的，只是從四、五天前的直呼名字「喂！邦子」，甚至拳打腳踢大罵「混帳東西」也是家常便飯，突然這麼搖身一變，真是叫人有種背脊發癢、不太自在的感覺！

書信的內容也是從一本正經的噓寒問暖開始，然後寫到新的東京宿舍隔間、院子裡栽種的樹木種類等等。其中父親還用「貴女（譯者註：日文中對女性第二人稱的尊稱）」稱呼我，不忘訓示我說：「以貴女的能力而言，信中有些較困難的漢字，但有助於學習，不妨多查閱字典。」

從他的文字實在無法想像那個穿著丁字褲在家裡到處走動、大口喝酒、脾氣一上來就對母親和我們小孩揮手的父親身影；而是一個充滿威嚴和父愛的完美父親形象。

雖是 暴君，但背後仍然有其害羞一面的父親，恐怕不用這種客套的形式就無法寫信給十三歲的女兒吧。或許他將平常赧於付出的父愛，嘗試在信中表現了出來也說不定。

有時候一天會來兩封信，因此一個學期的分居期間倒也累積了不少的數量。我用橡皮圈束成一疊，保存了一段時間後竟不知去向。父親過世那年六十四歲，換言之在那些信件之後，我們又繼續相處了將近三十年；而我只有在那些信裡看到父親溫柔的形象。

那些信件固然令我懷念，但若要說最讓我印象深刻的，則是那疊由父親寫上收件人，讓妹妹填上「文字」的明信片。

戰爭結束那年的四月，就讀小學一年級的么妹，基於學童疏散的政策將被送往甲府。早在前一年的秋天，就讀同一小學的二妹已經被疏散到他鄉了。當時因為么妹年紀小，家裡不忍心，所以沒讓她離開父母身邊。後來因為 三月十一日的東京大空襲，我們家燒毀了，只存留下性命，父母心想與其全軍覆沒，還是應該忍痛疏散。

一旦決定了妹妹出發的日子，母親在覆蓋著黑布的幽暗燈光下，利用當時算是貴重物資的白棉布做成名牌縫在妹妹的內衣褲上；父親則是用毛筆在一大疊明信片的收件人欄位寫上自己的名字，並交代妹妹「健康的日子就畫個大圈，每天投遞一張到郵筒裡」。因為妹妹還不會寫字。

將那高高一大疊只寫了收件人姓名的明信片放進背包裡，捧著喝稀飯用的海碗，興高采烈的妹妹彷彿像是參加遠足般地出門了。

過了一個禮拜，第一張明信片寄回來了。上面用色筆畫了一個幾乎要超出紙張的紅色大圈圈。根據護送學童疏散的人說明，當地的婦女會做了紅豆飯和點心歡迎他們。比起只能吃南瓜藤的東京，鄉下的生活當然要畫大圈圈囉。

然而從隔天起圈圈突然變得很小，終於無情的黑色小圈圈變成了叉叉。當時被疏散到距離不遠的二妹決定去探望么妹。

 根據二妹的說法，只見么妹靠在學校的牆壁，嘴裡咬著酸梅籽；一看到姊姊的身影，立刻吐出酸梅籽，放聲大哭。

  過了不久，連畫叉叉的明信片也不寄回家了。第三個月母親前去接她時，看見罹患百日咳的么妹，頂著滿是蝨子的頭，一個人睡在三張榻榻米大的棉被間裡。

  妹妹回家的那一天，我和弟弟將家庭菜園裡的南瓜全都收割了。平常看到我們摘下太小的蔬果總會罵人的父親，這一天卻法外開恩，沒有說話。我和弟弟將大到足以抱在懷裡、小到只能放在掌心的二十幾個南瓜一字排開在客廳裡。這是我們唯一想到能夠取悅妹妹的方法。

  深夜裡，一聽見趴在突出窗口張望的弟弟大叫：「回來了！」

  坐在客廳裡的父親赤著腳衝出了大門。就在擺放消防水桶的大門前，父親抱著妹妹瘦弱的肩膀，嚎啕大哭。那是我第一次看見大男人放聲哭泣。

在那三十一年後的今天，父親已然過世，妹妹也到了跟當時父親相近的年歲。然而那疊沒有寫字的明信片，是誰收了起來呢？還是遺失了？我再也沒有看到過。